作者：邱戈龙、柯坚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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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今天，数据已成为驱动社会运转的新能源。我国《刑法》第285条设立的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本意是为数据安全构筑法律防线，却在司法实践中遭遇了一个根本性难题：我们究竟是在保护数据本身，还是数据所承载的信息？这个看似简单的命题，却引发了法学界的持久争论，并在具体案件中呈现出复杂的裁判分歧。
从技术视角看，数据是信息的载体，表现为二进制的电子信号；而信息则是数据经过解读后形成的意义内容。这种区分在司法实践中形成了三种截然不同的裁判思路。第一种观点坚持"形式保护说"，认为本罪保护的是数据作为电子存在的物理属性。在这种理解下，一个黑客即使窃取了加密数据库，只要未能破解内容，就只构成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这种裁判逻辑在2021年杭州某数据泄露案中得到体现，法院认定被告人入侵系统获取加密数据的行为已构成犯罪，而不论其是否实际获取了信息内容。
与之相对的是"实质保护说"，该观点将保护重心放在数据承载的信息价值上。北京某科技公司数据窃取案中，被告人通过技术手段获取了竞争对手的加密设计图纸，法院最终以侵犯商业秘密罪而非本罪定罪量刑。这种裁判思路认为，单纯的数据获取若未触及信息内容，就不具有实质的法益侵害性。
更具包容性的是"双重保护说"，这种观点在深圳某医疗数据案中得到充分展现。法院既认定被告人入侵医院系统的行为破坏了数据安全，又因其获取的患者健康信息特别敏感而加重处罚。这种裁判方式试图兼顾数据载体与信息内容的双重价值，但也带来了法律适用上的复杂性。
金融领域的司法实践尤其凸显这一难题。当黑客入侵银行系统时，其行为可能同时触犯多个罪名：获取数据库文件构成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泄露账户信息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篡改交易指令则可能构成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2023年上海某券商系统入侵案中，法院就面临这样的多重定性困境，最终选择数罪并罚。
这种法律适用的不确定性给企业合规带来严峻挑战。某互联网公司在数据防护上投入巨资，采用最先进的加密技术保护用户数据。但当发生数据泄露事件时，却因司法机关对"数据"概念理解不一，导致案件处理结果大相径庭。这种不确定性不仅影响企业维权，也削弱了法律的预测功能。
更深层的矛盾在于技术进步与法律滞后的张力。随着量子计算、AI生成内容等新技术的发展，数据与信息的边界正在模糊。一个AI系统通过分析公开数据生成商业洞察，这是否构成"非法获取"？区块链上的智能合约自动执行引发的数据流动，又该如何定性？这些新问题都在考验着现行法律体系的适应能力。
要破解这一困境，可能需要回归立法本意与时代需求的平衡。在数字时代，数据安全与信息安全本就密不可分。未来的法律完善应当着眼于构建更精细的数据分类分级体系，同时通过指导性案例统一裁判标准。更重要的是，要建立跨学科的法律解释框架，让技术语言与法律语言能够相互理解、相互适应。
这场关于数据属性的法律争论，本质上是对数字时代新型法益保护的探索。它要求我们在技术理性与法律价值之间找到平衡点，既不能因技术复杂性而放弃法律规制，也不能因法律僵化而阻碍技术创新。这或许正是数字时代法律发展必须面对的永恒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