辣知·化智71 四川广汉三星堆的金铜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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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辣知 · 化智》

**## 不是中国人不尊重知识产权
**------ 辣知君 著

四川广汉三星堆的 金铜贝

**## 青铜铸就的沉默帝国与跨越三千年的文明
**一个拥有顶级黄金工艺和强大青铜铸造能力的庞大帝国,在长达两千年的时间里,为什么没有留下哪怕一个文字?
当商朝的贞人在龟甲上刻下密密麻麻的甲骨文时,当周朝的史官在竹简上记录着王室谱系时,与他们同时代的古蜀人却将所有的秘密都倾注进了青铜神树、黄金面具和纵目人像之中。
这种沉默,到底是古蜀人留给后世的谜题,还是他们为了隐藏某个不可言说的终极真相?
更令人费解的是,这个曾经辉煌无比的文明,为什么会在某一天突然将自己所有的国宝砸碎、焚烧、深埋------仿佛在为整个文明举行一场盛大的葬礼?

一锄头掘出的文明起点

**一切都始于1929年春天的一个偶然。
四川广汉南兴镇月亮湾,当地农民燕道成带着儿子在自家院子旁边的水沟里清淤。
一锄头挖下去,碰到了一个坚硬的石环。扒开周围的泥土,他发现石环下方是一个长方形的土坑,坑里整整齐齐地码放着数百件色彩斑斓的玉石器,包括玉璧、玉琮、玉圈。燕道成是个读过点书的人,明白这些东西非同小可,当即把土坑重新掩埋,直到夜深人静时才叫上全家人悄悄把这批玉器搬回了家。这批玉器后来有一部分流落到了成都的古董市场,引起了当时在四川的外国传教士和学者的注意。
1934年3月16日,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的美国学者葛维汉来到广汉月亮湾,进行了一次小规模的科学发掘,出土了六百多件文物。不过由于当时局势动荡,这次发掘很快就被迫中断。月亮湾的秘密再次被深埋地下。
时光推移到1986年7月18日,广汉三星堆村的几名砖厂工人正在取土烧砖。正值盛夏,一名工人一镢头挥下去,发出一声沉闷的金属撞击声。扒开松软的粘土,土层里露出了一点幽绿色的反光,土里嵌着十几件玉器,旁边还有一张带着青绿色铜锈的巨大面具。这个消息立刻报告了四川省考古队,考古专家陈德安、陈显丹等人火速赶到现场。随后,8月14日,砖厂工人杨永成在另一处取土时挖到了一个青铜面具的耳朵,二号祭祀坑也重见天日。
经过几个月的抢救性发掘,震惊世界的一号祭祀坑和二号祭祀坑相继重见天日。考古队在清理这些土坑时,看到了令人震撼的景象:坑内分层填埋着大量器物,最上层是白花花的象牙,中间是堆积如山的青铜面具、青铜树枝和巨大的青铜人像,最底层则是玉器和海贝。
这些器物在入土前明显经过了烈火焚烧和人工砸毁,表面布满了黑色的烟熏痕迹。
1988年1月,国务院批复将三星堆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97年10月26日,三星堆博物馆建成开馆,向世界展示这个失落的文明。

完全陌生的青铜帝国

**随着清理工作的深入,考古学家们发现这批出土文物与过去认知的中国上古文明存在着巨大的割裂感。在黄河流域的商周文明遗址中,出土的青铜器多为鼎、尊、簋、爵等容器,核心思想是"视死如视生"和祖先崇拜。
商代最著名的后母戊鼎重达八百多公斤,是商王为了祭祀母亲而铸造的实用礼器。
反观三星堆,除了少量具有中原风格的铜尊外,绝大部分器物完全脱离了生活使用属性。
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尊被命名为青铜大力人的雕像,连同底座高达二点六二米,重一百八十公斤。人像头戴高冠,身穿饰有繁复花纹的三层燕尾型长衣,赤足站在一个刻有兽面纹的方形底座上,双手被铸造成异常夸张的环形,一高一低地举在胸前,手中原本应该握着某种圆柱形的祭祀法器,但法器已经朽烂消失。坑内还出土了大量巨大的青铜面具,完全不符合亚洲人的面部特征:阔阔的嘴巴、如同刀削般的鼻梁,以及一双向外高高突出的眼睛,双耳极大,耳垂上还穿有孔洞。
三星堆的先民似乎对活人的日常生活毫无兴趣,他们倾注了全国的铜矿资源,全心全意地铸造这些面目狰狞的神灵造像。
更令人不解的是,在这个高度发达的文明遗址中,考古学家没有找到任何文字。
同时期的商朝已经在龟甲和兽骨上刻下了成熟的甲骨文,在青铜器上留下了金文,详细记录了占卜、战争、天气和王室世系。
三星堆出土的成千上万件玉器、青铜器、金器上,除了少量烧制在陶器底部的简单几何刻画符号外,没有留下只言片语。
一个能够组织万人进行矿石开采、冶炼、铸造、运输的庞大国家,必然需要复杂的赋税管理、人口登记和物资调配系统,在正常的人类文明发展规律中,这种级别的管理往往需要文字作为载体。古蜀人为何不使用文字?
他们是通过什么方式来维系这个庞大帝国的运转?

黄金面具与跨域文明回响

**三星堆出土的器物不仅在外形上让中原文明感到陌生,其背后隐藏的文化信仰同样展现出一种异域色彩。在清理祭祀坑的过程中,考古队发现了大量金器,这再次打破了以往的常识。
在商周时期的中原大地,人们有着根深蒂固的玉石崇拜和青铜崇拜,对黄金缺乏兴趣。在殷墟出土的大量商代王室墓葬中,黄金制品的数量少得可怜,通常只是作为青铜器上的一些小型镶嵌装饰。
而三星堆的先民对黄金表现出了狂热的喜爱,出土了多件覆盖在青铜人像脸上的金面具,由纯金锤打而成,厚度极薄,通常只有零点二毫米左右,工匠们用精湛的技艺将金箔敲打成与青铜人脸完全贴合的形状。给神像或死者佩戴金面具的习俗,在中亚和西亚地区有着悠久的传统------古埃及的法老墓葬中最著名的便是图坦卡蒙的黄金面具,希腊南部的迈锡尼文明遗址中也出土过著名的阿伽门农金面具。三星堆的金面具崇拜,在地理位置上虽然身处东亚大陆的腹地,在精神内核上却与遥远的西亚古文明遥相呼应。
这种文化上的巧合,在另一件国宝级文物上表现得更为明显。
在一号祭祀坑中,考古人员发现了一根被揉搓折断的金杖,全长一点四二米,重四百六十三克。金杖的内部原本是一根木质的杖心,由于在地下埋藏了三千多年,木心早已腐朽成泥,只留下外面一层包裹的黄金包皮。金杖的一端刻有一组非常精美的平雕图案,图案分为三组:最下面是两个面带微笑、头戴五齿高冠的人头,上面两组图案相同,每一组都刻着一只飞鸟和一条鱼,而在鸟的脖子和鱼的头部之间,有一根羽箭将它们串联射穿。
这根金杖的出土在当时的史学界引发了巨大震动。
在中国古代的权力话语体系中,象征最高王权和神权的东西历来是鼎和印玺------禹铸九鼎以定天下,秦始皇刻传国玉玺以令诸侯。翻遍中国先秦典籍,从未有过将一根杖作为最高权力象征的传统。手握权杖的统治者形象,通常出现在巴比伦、亚述和古埃及的壁画与雕塑中。在古埃及神话里,法老手持弯柄权杖和连枷,代表着对尼罗河两岸的绝对统治。三星堆出土的这根金权杖,不论从形制还是其代表的权力寓意来看,都带有一种浓烈的异域风格。
这些奇特的文化元素,促使学者们开始重新审视四川盆地的地理位置。
四川盆地四周被秦岭、大巴山、横断山脉和云贵高原死死围住,自古就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说法。在传统的历史观念中,这里是一个封闭的内陆深渊。但祭祀坑里的其他出土物彻底击碎了这种封闭论调。坑内填埋的青铜器上方堆积着一层厚厚的象牙,一号坑和二号坑加起来出土了八十多根完整的亚洲象牙以及大量的象牙碎块。
更令人惊叹的是二号祭祀坑底部清理出的四千六百多枚贝壳。经过海洋生物学家的鉴定,这些海贝并不是中国沿海常见的品种,它们属于环纹货贝,主要生长在印度洋、阿拉伯海和孟加拉湾的深海之中。
一个完全不靠海的内陆盆地,三千年前的人们是如何跨越万水千山,获得这几千枚来自印度洋的深海海贝?
唯一的解释是:在那个被正史遗忘的年代,古蜀国并不封闭,他们早已打通了一条向南的通道,从成都平原出发穿越崇山峻岭的云南进入缅甸,最终抵达印度洋的海岸线。
这条被后人称为南方丝绸之路或蜀身毒道的商贸路线,其实比汉代张骞出使西域开辟的北方丝绸之路要早了一千多年。

神树、纵目与山海经的密码

**在祭祀坑的后续发掘现场,考古人员面对着堆积如山的青铜残件,起初并没有意识到他们即将拼凑出一件足以颠覆中国神话史的器物。
经过文物修复专家长达十年的拼接与复原,一棵高度达到三点九五米的青铜神树,终于重新站立在世人面前。这是目前全世界已发现的最大的单件青铜文物。神树的底座由三座相连的形似山峰的铸件构成,树干笔直向上分为三层,每一层都伸出三根树枝,枝条上长满了镂空的叶片和花蕾,停歇着九只栩栩如生的青铜神鸟。一条身体呈现出麻花状扭曲的铜龙,正顺着树干从上往下缓缓爬行。
看到这棵树的样貌,很多专门研究古代文献的学者感到后背发凉,因为它的结构与《山海经·大荒东经》中的记载严丝合缝:"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意思是说在东方的汤谷有一棵名叫扶桑的神树,十个太阳化身为十只神鸟轮流去天上值班,九个太阳栖息在下面的树枝上,一个太阳停在树顶的枝丫上。
三星堆出土的这棵青铜神树树枝上恰好停着九只铜鸟,至于那只本该停在树顶的第十只神鸟,因为神树最顶端的部分在入土前已经被砸断缺失,刚好对应了天上正在值班的那个太阳。这棵青铜树并非古蜀工匠的艺术夸张,在他们的认知体系里,这件庞大的青铜器就是宇宙模型。
同样令人惊叹的还有一尊青铜人首鸟身像,下半部分是禽鸟的身体,生有丰满的羽翼和粗壮的身爪,上半部分却长着一张典型的人类面孔,头上戴着平顶的冠冕。
翻开《山海经·海外东经》,可以找到这样一段话:"东方句芒,鸟身人面,乘两龙。"句芒是中国古代神话中的东方木神,主管树木的发芽与生长。过去两千多年来,历代文人都认为"鸟身人面"只是一种充满原始图腾色彩的文学虚构。
三星堆的这尊造像直接把古籍里的文字变成了触手可及的实物,证明了《山海经》里记录的那些光怪陆离的生物和神祇,在先秦时代是真实存在的民间信仰。
在这套复杂的神话体系背后,隐藏着古蜀人对太阳的狂热崇拜。
祭祀坑里出土了多件青铜太阳轮,外形酷似现代汽车的方向盘,直径大约八十五厘米,中心是一个突出的圆柱形轮毂,周围有五道呈放射状的轮辐连接着最外侧的圆形边框。要理解古蜀人对太阳的顶礼膜拜,必须从四川盆地的地理气候找原因。成都平原虽然土地肥沃,但四周被高耸的山脉阻挡,盆地内部水汽难以散发,全年大部分时间都被厚厚的云层和浓雾笼罩,日照时间非常短。自古就有"蜀犬吠日"的说法,意思是四川的狗因为很少见到太阳,一旦看到太阳出来就会觉得是奇怪的东西而狂吠。在这样常年多云、多雾、阴暗、潮湿的环境中,上古先民对阳光的渴望被无限放大,太阳成为了一种最稀缺、最神圣的资源。
唐代诗人李白在名篇《蜀道难》中写下过千古绝唱:"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
东晋史学家常璩在《华阳国志》中留下了中国历史上最早也最详细的巴蜀地方志记载:"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
"目纵"两个字,长期以来让史学家百思不得其解------人的眼睛都是横向生长的,什么叫"纵向的眼睛"?
直到三星堆二号祭祀坑被打开,坑中出土了三件体型巨大的青铜纵目面具,其中最大的一件宽度达到了一点三八米,高度零点六六米,双眼呈现出圆柱状,从眼眶中向外笔直地突出了十六厘米,耳朵也大幅向外展开如同鸟类的翅膀。
这就是文献中记载的"千里眼"与"顺风耳"的原型。这件青铜纵目面具的现世,证实了蚕丛绝非虚无缥缈的文学意象。从现代医学和人类学的角度来分析,四川盆地周边的山区由于常年缺少碘元素,古代居民很容易患上甲状腺肿大,这种疾病的一个典型并发症就是眼球严重外凸。作为早期部落的首领,蚕丛很可能患有这种疾病。在未开化的原始社会,这种异于常人的生理缺陷并没有遭到排斥,反倒被先民视为能够洞察天地、与神明沟通的超自然天赋。
《华阳国志》梳理了古蜀国的五代更替: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
这五个名字分别代表了五个不同的氏族部落。在那根长达一点四二米的黄金权杖上,隐藏着古蜀王国第二代与第三代王朝之间残酷的战争密码。金杖表面平雕的图案是一根羽箭同时刺穿了鸟的脖子和鱼的头部------图案中的鸟代表了第二代蜀王柏灌的部落,鱼代表了第三代蜀王鱼凫的部落。箭使穿过鸟和鱼,清晰地记录了一场惨烈的部族兼并战争:依靠水泽生存的鱼凫部落,动用武力征服了崇拜鸟类的柏灌部落,夺取了成都平原的最高统治权。
鱼凫氏的统治者将这两个部落的图腾与象征征服的羽箭刻在金杖上,以此来昭示自己统治的合法性。

宗教国度的盛衰密码

**考古学家在广汉鸭子河南岸对三星堆古城遗址进行了详细勘探:古城的城墙周长约六千米,总面积达到了三点六平方公里,在商周时期的远东地区是一座规模惊人的超级大都市。
城市内部的布局显示了当时极度不平等的社会阶层:城北分布着密集的青铜铸造作坊和玉石加工作坊,城中偏南的位置是高等级的宫殿区和祭祀区。然而在长达几十年的发掘中,考古队始终没有在城内或周边发现大规模的平民墓葬群,也没有找到普通百姓生活水平得到改善的考古证据。
这说明三星堆是一个由极少数大巫师和王族绝对统治的宗教国家------那个站在高台上、身穿三层华丽燕尾服的青铜大力人,就是这个国家最高神权与王权的具象化。整个社会的运转不是为了改善民生,亦不是为了构筑强大的军事防御体系,全是为了取悦神明和祖先。
随着2019年11月至2020年5月间新发现的六个祭祀坑(三至八号坑)在2021年相继发掘,考古学家们面对着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考古现场。这些坑的真实面貌呈现出毁弃特征:最底层散落着玉璋、玉璧以及来自深海的细小贝壳,中间层堆积着大量青铜面具、巨大的青铜神树残枝、青铜立人像,最上层则密密麻麻地铺盖着一层白骨森森的象牙。
古蜀人在掩埋前对坑内的所有物品进行了有组织的破坏------先燃起大火将这些青铜神像、神树和金杖投入火中高温煅烧,再使用沉重的石锤和钝器对着昔日顶礼膜拜的神像进行猛烈敲击。神树的枝干被砸断,大力人的身躯被折作两截,青铜面具的耳朵和纵目被硬生生敲掉,象牙表面布满了大火炙烤后的裂纹与焦黑斑块。把器物砸碎后再掩埋的做法,在考古学上被称为碎物祭。如此大规模带有强烈宣泄意味的破坏表明,这不是常规的祭祀,古蜀人似乎在举行一场国家级别的末日葬礼------他们用最暴力的手段埋葬了自己过去两千年的信仰。
史学界根据当地的地理环境与历史文献,推演出了多种可能导致毁灭的轨迹。第一种指向古蜀王国残酷的内部更迭,《华阳国志》记载鱼凫王朝之后古蜀迎来了第四代统治者杜宇,经济模式的转变必然伴随着利益集团的血腥洗礼。第二种关注外部的军事压力,商代甲骨文中多次出现与"蜀"相关的卜辞,商王武丁的妻子妇好就曾多次率领大军征讨周边藩国,另有文献显示周武王伐纣时蜀人也参与了牧野之战。第三种更偏向于自然力量的降维打击,四川盆地处于地震带上,地质学家在成都平原的地层中找到了距今三千多年前发生特大洪水与泥石流的沉积物证据。还有一种推测则提出另一种可能:这些大型坑内的祭祀器物疑似因神庙失火倒塌受损后被掩埋,神庙失火在当时被视为不祥之兆,可能促使古蜀统治阶层决定迁都。
这场浩劫并没有将古蜀人的血脉抹杀。
2001年2月,成都一家房地产公司在施工时挖掘机意外挖出了大量玉器和象牙,这处遗址被定名为金沙遗址,它的测年数据刚好紧密衔接在三星堆文明衰落的节点上。金沙遗址出土的文物清晰地展现了古蜀人逃亡后的生活状态:他们依然保留着祖先的审美传统,同样出土了纯金打造的面具以及眼球突出的青铜人头像,但器物的体量发生了巨大变化------三星堆那种高达两三米的巨型青铜器在金沙销声匿迹,取而代之的是高度只有十几厘米的青铜小立人。
金沙遗址最著名的文物是一件被称为太阳神鸟金饰的环形金箔,金箔厚度仅有零点零二厘米,金层镂空雕刻着十二条旋转的太阳光芒,外层则是四只逆向飞行的神鸟,延续了三星堆时期"金乌负日"的神话内核。
从三星堆到金沙,古蜀人经历了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不再将所有的国家财富毫无保留地投入到青铜造神运动中,新一代的统治者开始将资源转向实用的农业、水利与世俗战略。

满天星斗中的璀璨一隅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面对各地不断涌现的新发现,提出了影响深远的"满天星斗"学说。
他指出,中华文明并非只有黄河这一颗孤零零的太阳------在广袤的东亚大陆上,各个区域的早期文明如同满天星斗一样璀璨交辉。长江下游的良渚先民修建了庞大的水利工程,东北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打磨出造型独特的C型玉龙,长江上游的三星堆文明则点燃了青铜铸造的熊熊大火。这些处于不同地理版图的古国,与黄河流域的二里头文化并行发展,各自创造了辉煌的物质成就。
考古学家对三星堆青铜器的铸造工艺进行显微观察后发现,三星堆出土的庞大青铜面具与神树采用的是十分典型的中原范铸法,而非西亚地区普遍采用的失蜡法。范铸法是黄河流域商代工匠的独门绝技,古蜀的工匠们熟练掌握了黄河流域的核心技术,但他们买来或者仿制了中原的铜尊后,并没有用来煮肉祭祖,而是在这些铜尊的肩膀和底部焊接上了极具本土特色的立体青铜鸟和长角铜龙。这群充满创造力的古蜀人,吸收了东方中原的冶铸工艺,吸纳了西方游牧民族的黄金偏好,将各种外来技术重新组合,用来塑造只属于他们自己的东方神明。
2021年3月20日,"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工作进展会在四川省成都市召开,通报了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重要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新发现的六个祭祀坑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再次引发世界瞩目。从1929年燕道成一锄头挖出的玉石器,到1934年葛维汉的首次科学发掘,从1986年一、二号祭祀坑的惊天出土,到2021年新祭祀坑的再醒惊天下,三星堆跨越近百年的考古历程,正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不断被实证的缩影。
沉睡三千年,一醒惊天下。
三星堆用铁一般的事实证明,长江流域同黄河流域一样,也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
中国古代文明的格局呈现出多元并进的态势,最终在长期的交流与碰撞中走向了一体化的融合。那个没有留下文字的古蜀国,用青铜铸造了自己的"圣经"------高耸入云的青铜神树、突出眼眶的黄金面具、长达一米四的金权杖,就是他们最高级的语言。对于古蜀国的祭祀阶层而言,文字或许根本不需要,因为庞大的青铜器所带来的视觉压迫感,足以维持严密的社会秩序。在他们的世界观里,人与天神的沟通需要通过法器与烟火,把世俗的历史记录给凡人看,毫无意义可言。
三星堆留给后人的,除了满坑的碎铜与黄金,便是这跨越了三千年的震撼与沉默。
它告诉我们:文明的形态可以千差万别,但每一种都值得尊重,每一段历史都应被听见。
所谓"华夏",从来不是单一民族、单一地域的集合,而是不同文化在长期互动中交融共生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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