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荣敬本等学者提出县乡体制已经从传统集中的动员型体制向分权的压力型体制转变这样一种颇具解释力的理论之后------1998年提出
压力型体制 对于从总体上理解当下地方和基层政权的行政特征无疑是比较准确的,现在要探讨的问题是,推动这一体制的基本动力,除了学者们所分析过的具有政治承包特色的目标与责任管理的考核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要素?动员型体制消失之后,是不是传统的政治动员型治理与管理方式也都一定会随之消失？显然,问题并不是这么简单,我们知道,无论是动员型体制还是动员型的政治与行政运作方式,都是权力集中化的一种表现,革命战争时期如此,后革命的政治运动时期也是如此，正因有了权力的集中(它在当代中国政治中最典型的表现是党的一元化领导)，才可能通过上级的文件下达及下级的宣传动员与贯彻落实这样一种序列来实现政治与行政目标。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政治权力总揽一切的全能主义政治逐渐消失,以政治动员的方式来处理政治领域之外的经济、社会与文化性事务的情况大为减少,但是,就政治与行政权力配置领域之内的情况来看,权力集中的基本格局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因此,当政权体系在面临诸种突发性事件及其他突击性的重大事件,以至于依靠科层化体系的惯常运作不能迅速地达到目标时,传统集权方式下所惯常的动员型政治运动方式(或曰运动化治理)其实是跟容易重新浮出水面的。于是,我感觉到，只要权力集中的现象不完全改变,运动型政治其实也就不可能完全消失。
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作为集权型管理模式的一个变种,压力型体制与动员型政治仍然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或者说前者在某种特殊的情况下仍然必须依靠后者来运转,以确保中心任务和目标的实现。此时，通过高度的动员而非惯常的体制运行，或者说在惯常的体制中加入高强度政治动员的因素，将自然成为县乡领导行为的首选。
在当下这些政治制度和运作方式的继续存在与有效也在一个方面向我们表明,当下的乡村政治与行政其实也并没有完全超越历史,一定程度上,历史仍然在现实中流动。
当然，在市场社会的状态下,即使是政治工作和政治动员，也已经有了新的特征，这种特征无论是从政府干部平日里注意与村干部建立良好的个人关系，还是从今天大会结束时林书记宣布要给每个干部补助300元钱,给村庄一定的经济奖励的承诺中都可以清楚的看出。毕竟历史又在向前发展，政治动员已经与经济利益的刺激相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