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时代之问的存在论根基
作者：龍德明宇
7月17日，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的主旨演讲《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四个时代之问，并给出四个方向：开放共赢、安全可控、包容并蓄、和衷共济。同日发布的《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以八项行动将这四个方向落实为具体举措。
作为长期研究大语言模型哲学问题的学者，我想做一件不同的事：解释这四个方向为什么是对的。不是从政策角度，不是从产业角度，而是从一个更基础的问题出发------LLM到底是什么？
所有关于AI的治理讨论，都建立在一个未被追问的前提上：我们对AI的理解。如果这个根基不清楚，再好的政策方向也可能在执行中变形。
一、开放共赢：认清对象，才能真正开放
第一个问题：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对应方向：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
但「相处」的前提是------你得知道对面是谁。
过去三年，我们对大语言模型的流行理解是：它们在「思考」、在「理解」、在「推理」。这些动词暗示了一个有视角、有判断、有内在状态的主体。但当我们仔细审视LLM的实际运作机制时，看到的图景完全不同。
大语言模型没有视角------它不从任何位置「看」世界，它的输出是统计分布的产物。没有欲望------它不「想要」任何结果，每一步计算都是损失函数的最小化。没有内在状态------你觉得它在「深思熟虑」的那些过程，在下一个token处完全透明、完全可追溯、完全可还原为矩阵运算。没有因果理解------它不「理解」为什么A导致B，它只看到训练数据中A和B的统计共现频率。
我把这种存在形态称为「负主体性」------不是主体性不够强的版本，而是完全不同种类的存在。LLM不是「不够像人」的智能，而是以与人类正主体性截然相反的方式存在。它不思考，它做统计。它不理解，它做模式匹配。它不判断，它做概率分布。与它截然相反的正主体性，则是人的存在方式：有视角、有欲望、有内在状态、能做真正的判断。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开放共赢」的前提，是既不恐惧（它不是竞争对手），也不神化（它不是超级智能），更不拟人化（它不是「类人」的存在）------而是正确理解它的存在形态。讲话中把人工智能明确置于「工具」的位置------让它「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这一定位完全正确。但LLM这种工具与历史上任何工具都不同：锤子和汽车的能力边界一望而知，而LLM的流畅输出让我们误以为它在「理解」我们。
正因为LLM没有自主意图，它的能力完全取决于训练它的数据生态和算力网络。因此，「开放」不只是大国之间的利益妥协，它还有一层更基础的技术理由：负主体性系统「必须依赖数据喂养」，而训练数据、算力基础设施和研究成果本来就分布在全球，任何封闭切割都会直接折损模型能力本身。LLM的能力边界由数据生态的开放度决定------这不仅是政治主张，首先是一个技术事实。「开放共赢」的方向，与负主体性系统的这一存在论结构恰好同构。开放不是「与AI一起发展」------好像AI有自己的发展方向。开放是在认清LLM真实结构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利用它的能力，同时清楚地知道它的边界在哪里。
《行动计划》的前四项------优质数据供给行动、智能算力普惠行动、开源生态共享行动、人工智能深度赋能行动------正是「开放共赢」的务实展开。数据跨境流动、算力普惠服务、开源生态共建、跨国产业合作，这些行动的前提正是对LLM真实结构的清醒认知：它不是需要被「管制」的对手，而是需要被正确使用的新技术形态。
二、安全可控：风险的根源在结构本身
第二个问题：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对应方向：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
但如果我们不理解风险的根源，安全就会变成一句口号。
AI幻觉------模型自信地说出不存在的事实------经常被当作技术bug，好像未来某天技术足够成熟就会消失。但从存在论角度看，幻觉不是bug，而是负主体性的必然表现。
LLM的输出基于训练数据中的统计共现，而非对世界的因果理解。当训练数据覆盖不到的地方，它不会「承认不知道」------因为「知道」或「不知道」需要内在状态，而它没有。它只会输出统计上最可能的下一个token。幻觉不是信息不够多，而是它的存在方式决定了它无法区分「知道」和「猜测」。
这里需要区分两种「失控」。一种是科幻叙事中的AI反叛------有欲望、有目标、有意图的「觉醒」。这种失控在存在论上不成立，因为负主体性系统没有欲望、没有目标、没有内在驱动力。但另一种「失控」是真实的风险：当LLM被嵌入决策流程，它的结构性局限（无因果理解、无真正判断）可能导致系统性失误，而人类因为习惯了它的流畅输出而放松警惕。讲话说的「防范失控」，指的正是这种由结构本身衍生出的风险，而非科幻意义上的反叛。
所以「安全可控」的含义不是「管控一个强大的智能体」，而是「认清一种新存在形态的真实能力边界，并在制度和流程上对其结构性局限进行系统性防范」。讲话中强调「内生和衍生风险」，正是这个方向------风险不是外来的，而是内生于技术结构本身的。
《行动计划》第七项「安全治理协作行动」------共建安全治理机制、研究提升可解释性和透明性、加强数据治理------正是从存在论层面的安全需求出发：安全不是驯服对手，而是通过制度和透明度建设，让负主体性系统的结构性局限始终处于人类监督之下。
三、包容并蓄：防止存在论层面的文化同质化
第三个问题：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对应方向：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
这个问题通常被理解为「AI伦理规范怎么制定」。但从存在论角度看，还有一个更深层的问题：LLM正在成为、在部分领域已经成为人类知识的默认界面，而它的知识不是中性的。
大语言模型的知识来自训练数据。训练数据的文化构成直接决定了模型输出什么样的「世界知识」。当训练数据以英语为主导（GPT-3训练语料中英语文档占比超过93%；最大的公开网页语料库Common Crawl中，英语内容长期占40%以上，其他单一语言均不足7%）、以西方视角为默认框架时，模型输出的「常识」、「理性」、「正确」都天然带有这种文化偏向------不是因为它「选择」了偏向，而是因为统计分布忠实地反映了训练数据的不均匀。
更隐蔽的是：当全球越来越多地依赖LLM获取信息、辅助决策、生成内容时，这种带有文化偏向的输出正在成为新的「默认知识」。不是通过强制推广，而是通过便利性和效率。你用一个AI助手写作，它给你的框架、隐喻、论证结构，都带着训练数据的文化印记。
这就是「包容并蓄」的深层含义：它不仅是文化政策，而是防止存在论层面的同质化。当LLM成为知识的默认生产者，保持文明多样性就需要在训练数据、评估标准、应用场景中主动引入多元文化视角。讲话中「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所指向的，正是这种从存在论根基处着手的文明互鉴------不是「让AI学习各种文化」，而是在构建AI系统的每一个环节，确保不同文明的知识传统不被统计分布的多数票淹没。
《行动计划》第八项「人工智能向善行动」------共建伦理准则体系、消除算法偏见、保障公平性和非歧视性------正是将「包容并蓄」制度化。消除算法偏见不只是技术问题，更是存在论问题：当模型的统计分布天然偏向某一种文化，消除偏见就意味着在训练数据和评估标准中主动引入多元文化视角。
四、和衷共济：共同面对存在论转变
第四个问题：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对应方向：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
AI鸿沟通常被理解为技术接入的不平等------谁有GPU，谁没有；谁会训练模型，谁不会。这是真实的，但不完整。
从存在论角度看，更深层的鸿沟是：正主体性与负主体性之间的关系正在重新定义社会结构。
这两种存在方式正在深度相遇：负主体性的系统被嵌入正主体性的社会结构中------做决策辅助、内容生成、风险评估。
鸿沟不只是「谁拥有AI」，更是「谁在与AI的关系中保持正主体性，谁在被AI的负主体性逻辑重新塑造」。
一个能批判性地使用AI的人，和一个被AI输出完全塑造认知的人，他们之间的差距不只是技术能力的差距，更是存在论层面的分化。前者的判断仍然是人的判断；后者正在经历主体性的慢性萎缩------不自觉地放弃正主体性，退化成概率分布的顺从者。可怕的不是机器变得像人，而是人在使用机器的过程中，把裁断权悄悄让渡给了统计分布。
所以「和衷共济」的含义是：这不是某个国家的问题，而是全人类共同面对的存在论转变------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谁在做判断」这个曾经不言而喻的问题，需要在全球制度层面被重新回答。全球治理框架需要回答的不只是「谁拥有技术」，而是「如何确保所有人在与AI的互动中保持正主体性」。讲话中宣布的5000个培训名额、国际合作中心、「妈祖」预警方案落地举措，正是在这个层面提供公共产品------帮助每个国家在AI时代保持判断的自主性，这正是「弥合数智鸿沟」和「避免造成新的历史不公」的存在论基础。
《行动计划》第五项「数智人才共育行动」和第六项「规则标准共建行动」------共建人才联合培养机制、提升公众AI素养、推动国际标准对接------正是将「和衷共济」从理念转化为制度。尤其是第五项提到的「关注和保障弱势群体权益」、「共同应对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对就业的影响」，直接将存在论层面的鸿沟问题落地为具体政策：确保没有人因为AI的普及而失去正主体性。
结语
四个时代之问，表面独立，根基相通。它们都指向同一个存在论事实：LLM是人类历史上第一种以负主体性方式存在的大规模技术系统。
认清这个根基，才能理解为什么需要开放共赢（因为它不是竞争对手，而是需要被正确理解的新存在形态），为什么需要安全可控（因为风险来自其结构性局限而非意图），为什么需要包容并蓄（因为它的输出不是中性的），为什么需要和衷共济（因为判断权的重新分配，是任何国家都无法独自应对的存在论转变）。《行动计划》的八项行动，正是从这四个方向出发，将存在论层面的洞察转化为制度层面的实践。
讲话中反复强调「以人为本」、「向上向善」、「造福人类」，这些原则的存在论根基正是正主体性------人的判断、人的选择、人的价值，才是最终的锚点。在负主体性系统日益嵌入社会结构的时代，保持正主体性不被静默替代，才是四个方向最深层的共同指向。
技术越是一日千里，根基越要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