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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课 微观经济学的现代理论
不对称信息：委托-代理框架
在经济活动中，交易双方掌握的信息往往是不对等的。为了分析这种现象，经济学家构建了一个被称为"委托-代理"的标准分析框架。
核心角色定义：这个框架描述了一种基于契约的合作关系，涉及两个主要角色：
- 代理人：那些接受委托，为另一个人完成某项工作的人。在信息结构中，代理人通常拥有信息优势，例如他更清楚自己的能力、努力程度或项目的真实状况。例子：公司的CEO（相对于股东）、做手术的医生（相对于患者）、种地的佃农（相对于地主）。
- 委托人：指那些出资或拥有资产，雇佣他人来完成某项工作的人。在信息结构中，委托人通常处于信息劣势的一方。
关系的纽带（合同与支付）：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通过合同建立联系。委托人根据合同规定的条款，对代理人的服务支付费用。这个支付方案的设计（例如是给固定工资，还是给提成，或者是股票期权）是解决信息问题的关键工具。
产出的决定因素：在委托代理关系中，工作的最终结果（产出）通常不是确定的，它受到两个关键因素的共同影响：
- 代理人努力程度：代理人主观可控制的投入。理性的代理人通常倾向少付出努力（因为努力有成本，如劳累），除非有足够的激励。
- 随机性：不可控的外部因素（运气）。
隐蔽行为与道德风险
在委托-代理关系建立之后（即合同签订后），信息不对称主要表现为"隐蔽行为"。这导致了经济学中著名的道德风险问题。
定义与成因：
- 成因（隐蔽行为）：代理人在工作过程中的具体行为或努力程度，无法被委托人直接观察到，或者即使观察到了也难以在法律上进行确证。委托人只能看到结果，看不到过程。
- 结果（道德风险） ：正是因为缺乏监督，代理人就有了偷懒或机会主义的动机。道德风险指的是，代理人可能会在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驱动下，做出对委托人而言不诚实、不合意或者损害委托人利益的行为。
- 注意：这里道德并非指伦理道德上的败坏，而是指在经济激励不足和监督缺失的情况下，理性人选择降低努力程度的经济行为。
经济后果：道德风险的存在破坏了市场的效率。它使得交易或合作的质量与数量偏离了有效的水平（社会最优水平）。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委托人可能会因为预期到代理人会偷懒，从而降低支付意愿，甚至完全放弃雇佣，导致本该发生的互利合作无法达成。
典型案例分析：
- 消极怠工（雇佣关系）：最常见的道德风险。员工（代理人）不喜欢努力工作，因为努力很累。如果老板（委托人）无法时刻监控员工，员工就可能在上班时间摸鱼、刷手机。这里，员工的努力程度就是不可观察的隐蔽行为。
- 风险预防不足（保险市场）：这是保险业的经典难题。例如，一个人在购买了全额汽车盗抢险之后（成为保险公司的代理人，代为管理汽车安全），他可能就不再像以前那样小心翼翼地停车锁车了，甚至可能故意停在不安全的地方。因为此时丢车的财务损失由保险公司（委托人）承担，而车主防盗的努力成本却要自己承担。车主的谨慎程度下降，就是一种隐蔽行为导致的道德风险。
解决道德风险问题的方法
为了减少隐蔽行为带来的效率损失，委托人通常会采取以下几种机制，核心目的都是为了调和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利益冲突。
监督：最直观的解决思路。既然我看不到，那就想办法去看。
- 核心逻辑：提高代理人行为的可观察性或可确认性。
- 手段：安装摄像头、打卡考勤。设立监工职位专门盯着工人。要求代理人定期提交详细的工作报告。
- 局限性：监督是有成本的（比如雇监工要发工资），而且对于某些复杂的脑力劳动（如写代码、做设计），即使盯着他坐在电脑前，也无法判断他是否在全力思考。
激励：经济学最推崇的方法。既然我看不到过程，那我就根据结果来给钱。
- 核心逻辑：建立一种薪酬契约，让代理人的收入与产出挂钩。这使得代理人为自己的利益而努力，从而客观上实现了委托人的利益。
- 手段：计件工资、销售提成。年终奖金。高管的股票期权（让经理人变成股东，利益共享）。
- 局限性：激励机制通常会将一部分风险转移给代理人。因为结果受到随机性的影响，如果运气不好导致业绩差，努力工作的代理人也会受到惩罚。如果代理人是厌恶风险的，他就会要求更高的风险溢价，这增加了委托人的成本。
监督与激励的权衡：监督和激励本身可能带来其他问题，一般只能部分地解决道德风险问题。
- 不完美性：由于监督有成本，激励又会让代理人承担风险，所以现实中很难达到信息完全对称时的最优状态。
- 现实选择：通常达到的是一个"次优状态"。在这个状态下，在容忍一定程度的道德风险、支付一定的监督成本和承担一定的风险溢价之间找到了平衡。
声誉：一种基于长期博弈的市场机制。
- 核心逻辑：如果委托代理关系是长期的或重复的，代理人就会爱惜羽毛。
- 机制：代理人为了在未来能继续获得合同，或者为了将来能索要更高的价格，会选择在当前牺牲短期利益（不偷懒），以建立靠谱的名声。声誉本身成为了一种无形的履约保证金。
文化与道德规范：一种非经济的、基于内在约束的机制。
- 核心逻辑：通过职业道德教育、社会规范或文化熏陶，将委托人的利益内化到代理人的价值观中。
- 作用：当监督太难、激励又容易导致动作变形（比如医生为了提成乱开药）时，内在的道德约束就成为了防止道德风险的最后防线。
隐蔽类型与逆向选择
与道德风险不同，逆向选择源于隐蔽类型。在交易开始前，一方就已经拥有了另一方所不知道的、关于自身特征或产品质量的私人信息。
概念与成因：
- 隐蔽类型：在现实市场中，合作伙伴的某些内在特征往往是无法被直接观察到的。例如，卖车的人知道车有没有暗病，买车的人不知道；买保险的人知道自己身体好不好，保险公司不知道。这种特征上的信息不对称就是隐蔽类型。
- 私人信息的滥用：拥有信息优势的一方（知情者）不仅仅是保留了信息，他们还可能利用这些私人信息来谋取私利。这种行为往往会导致损人利己的结果，即知情者获益，而不知情的交易对手受损。
- 逆向选择的定义：正是由于无法区分好坏，如果不知情的一方试图根据平均水平来进行交易，结果往往会适得其反。那些最不合意的合作伙伴（即"差"的类型）会最积极地寻求交易，而那些优质的合作伙伴（即"好"的类型）反而会退出市场。这种劣币驱逐良币的过程，就是逆向选择。
发生机制（劣币如何驱逐良币）：逆向选择的核心逻辑在于价格机制的失灵。
- 不知情者的困境：无法分辨对方的具体类型，不知情者（如买家或保险公司）通常只能愿意支付一个反映市场平均质量的价格。
- 优质类型的退出：对于高质量的卖方或低风险的投保人来说，这个平均价格低于他们的真实价值或成本。因此，他们会觉得不划算，从而选择退出市场。
- 劣质类型的留存：对于低质量的卖方或高风险的投保人来说，这个平均价格高于他们的真实价值，非常划算。因此他们会蜂拥而至。
- 结果：市场上最终充斥着相对不合意的合作伙伴，甚至可能导致市场完全崩溃。
经典案例：
- 二手车市场
- 私人信息：只有车主知道这辆车是好车还是经常出故障的车。
- 逆向选择过程：买家因担心买到坏车，只愿出低价。好车车主觉得价格太低不卖了。结果市场上剩下的多半是没人要的坏车。
- 保险市场
- 私人信息：投保人比保险公司更清楚自己的健康状况或驾驶风险。
- 逆向选择过程：如果保险公司按平均风险定价，身体健康的人觉得保费太贵不买了。最积极买保险的，往往是那些身体最差、最容易理赔的人。这会导致保险公司亏损，被迫涨价，进一步挤出相对健康的人，形成恶性循环。
- 劳动力市场
- 私人信息：求职者比雇主更清楚自己的真实能力和敬业程度。
- 逆向选择过程：如果企业无法通过简历分辨能力，只能提供一个平均工资。那么，能力极高的人会觉得屈才而不愿加入。最终，愿意接受这个平均工资的，可能多半是能力平平甚至较差的求职者。
解决逆向选择问题的方法
市场参与者通常会采取三种主要的策略。区分这三种策略的关键，在于谁采取了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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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最直接的解决方式。由不知情的一方主动出击，去挖掘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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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逻辑：投资于信息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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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方式：不知情的一方不再被动等待，而是花费时间或金钱去获取关于对方真实类型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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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在二手车市场，买家花钱请专业的第三方对车辆进行全面检测。银行在放贷前，通过征信系统查询借款人的信用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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筛选：一种更为精妙的策略，依然由不知情的一方发起，但它利用了机制设计来让知情者自证清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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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逻辑：不知情的一方设计一套机制（通常是一组不同的合同选项），引导拥有私人信息的一方根据自己的真实类型，自动选择那个属于他的选项。这也被称为"诱导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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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设计的关键：特定的动作或门槛。不知情方会要求对方完成某个特定的动作。这个动作必须具备一个特征：对于"好"的类型来说，完成它相对容易（成本较低）；而对于"差"的类型来说，完成它非常困难（成本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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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保险公司提供两种合同：高保费+全额赔付，低保费+高免赔额。如果你对自己身体很有信心（好类型），你会选择低保费+高免赔额（因为你觉得自己生病概率低，为了省保费愿意承担一点风险）。如果你身体很差（差类型），你会选择高保费+全额赔付。通过这个机制，保险公司成功地把两类人筛选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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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发送：由拥有私人信息的一方（知情者）主动发起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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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逻辑：知情者为了把自己和差的类型区分开来，主动采取某种昂贵的难模仿的行动，向不知情方发送自身高质量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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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有效的条件：这个信号必须是有成本的，而且对于低质量类型的成本必须显著高于高质量类型，这样低质量者才无法模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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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案例：
- 广告：向消费者发送了一个信号："我的产品质量很好，我有信心通过你们的重复购买来收回这笔昂贵的广告费。"生产劣质产品的企业不敢发这种信号，因为没有回头客，广告费就亏了。
- 教育：高学历不仅仅代表学到了知识，更是一个信号，证明求职者具有高智商、强毅力和良好的学习能力。因为对于能力低的人来说，拿到学位的痛苦和成本要大得多。
- 二手车保修：好车的车主敢承诺"一年保修"，因为车好，维修概率低。坏车的车主不敢承诺，因为维修成本会让他破产。
- 礼物：在恋爱关系中，赠送昂贵或耗费心思的礼物，是发送承诺和真心的信号，因为通过低成本的言语（甜言蜜语）很容易造假，但礼物是有成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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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世界的复杂性：虽然在理论上将道德风险（隐蔽行为）和逆向选择（隐蔽类型）分得很清楚，但在实践中，这两者经常纠缠在一起，同时出现。这使得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往往需要综合运用调查、筛选和信号发送等多种手段。
- 混合案例（医疗保险） ：
- 逆向选择：身体差的人更倾向于买保险。
- 道德风险：买了保险的人可能更不注意锻炼身体，或者在看病时要求医生开更贵的药。
信息不对称与市场失效
在理想的完全竞争模型中，价格之所以能有效配置资源，前提是所有参与者都拥有完全信息。然而，当这一前提崩塌时，市场机制本身就会出现故障。
看不见的手为何失效：
- 失效的根源：信息不对称破坏了价格机制的信号功能。
- 机制：正常市场中，价格反映了商品的价值和成本。但在信息不对称的市场中，价格无法准确反映质量，甚至反向筛选掉了高质量的商品。这导致了市场失灵------仅依靠自由市场的力量，无法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甚至可能导致市场完全消失（如某些保险市场）。
市场自发机制的局限性：虽然市场会自发产生一些机制来应对信息问题（如信号发送、筛选），但这些机制并非完美。
- 交易成本问题：建立品牌、考取学历、进行车辆检测、设计合同都是有成本的。为了克服信息障碍而付出的额外代价就是交易成本。
- 次优解：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市场自发调节的结果只能达到次优状态，而无法回到信息完全对称时的最优状态。
政府的作用（权威而非全知）：当市场失灵时，政府的介入成为一种可能。政府之所以能发挥作用，通常不是因为政府比私人拥有更多的信息（政府也不知道哪辆是坏车，谁身体不好），而是因为政府拥有强制力和立法权。
道德风险与所有制：所有制结构是解决企业内部道德风险的关键制度安排，而政府在其中扮演着规则制定者或直接参与者的角色。
- 私有制逻辑：在私有企业中剩余索取权（利润）归所有者。这给了所有者强的动力监督代理人（经理人/员工），从而抑制道德风险。
- 公有制挑战：在国有企业中，所有权归全民，但没有单一的个人拥有足够的动力去行使监督权（搭便车问题）。这可能导致国有企业内部面临更严重的道德风险（如管理层效率低下、在职消费）。政府需要通过体制改革（如引入混合所有制、强化考核）来模拟市场激励，解决这一问题。
逆向选择与政府协调：针对逆向选择导致的市场萎缩，政府可以通过强制性的协调来解决。
- 强制保险 ：解决保险市场逆向选择最经典的政府干预。
- 问题：如果允许自由选择，只有高风险人群会买保险，导致保费飙升，市场崩溃（死亡螺旋）。
- 政府解法：政府强制所有人（包括低风险人群）必须参保（如强制汽车交强险、社会医疗保险）。
- 效果：通过强制力，政府将低风险人群留在了资金池中，拉低了平均风险和保费，从而让保险市场得以存续和覆盖全社会。
警惕政府失效：虽然信息不对称可能导致市场失效，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干预一定能解决问题。
- 政府自身的代理问题：政府官员也是代理人（人民是委托人）。政府内部同样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和道德风险。
- 潜在后果：政府干预可能带来寻租行为、官僚主义低效或政策扭曲。因此，在决定是否由政府介入时，必须权衡市场失灵的成本与政府失灵的成本。
社会选择理论
康多塞悖论
康多塞悖论基本概念：
- 悖论别称：投票悖论。
- 揭示现象：即使每一个投票者都是理性的（即他们的偏好具有传递性），由他们组成的集体在通过多数规则进行决策时，却可能表现出非理性的特征（即集体的偏好不具有传递性）。
- 简单概括：个体理性不能保证集体理性。
案例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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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有3个互斥的选项，分别为 A、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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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人：社会由3种类型的投票人组成，他们的比例和偏好排序如下：
- 类型 I（占35%）：最喜欢 A，其次 B，最不喜欢 C（A > B > C）。
- 类型 II（占45%）：最喜欢 B，其次 C，最不喜欢 A（B > C > A）。
- 类型 III（占20%）：最喜欢 C，其次 A，最不喜欢 B（C > A >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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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两投票分析：现在，假设我们对这三个选项进行两两对决的多数票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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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轮：A 对决 B
- 支持 A 的人：类型 I（35%）和 类型 III（20%，因为他们认为 C>A>B，所以相对于B，他们更喜欢A）。总支持率 = 55%
- 支持 B 的人：类型 II（45%）。结果：A 以 55% 对 45% 击败 B。集体偏好：A 优于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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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轮：B 对决 C
- 支持 B 的人：类型 I（35%，A>B>C）和 类型 II（45%）。总支持率 = 80%。
- 支持 C 的人：类型 III（20%）。结果：B 以 80% 对 20% 击败 C。集体偏好：B 优于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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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轮：C 对决 A
- 支持 C 的人：类型 II（45%，B>C>A）和 类型 III（20%）。总支持率 = 65%。
- 支持 A 的人：类型 I（35%）。结果：C 以 65% 对 35% 击败 A。集体偏好：C 优于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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悖论的出现（传递性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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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总集体的投票结果：集体认为 A 优于 B，集体认为 B 优于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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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理性的"传递性"原则（如果 A>B 且 B>C，那么理应 A>C），集体应该认为 A 优于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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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第三轮的投票结果却显示：集体认为 C 优于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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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逻辑上的死循环（A > B > C > A ...）。这意味着，在这个群体中，没有任何一个选项是绝对的赢家。如果让大家投票，结果完全取决于投票的顺序。例如，如果先投 A vs B，A 胜出，然后 A vs C，C 最终胜出。但如果先投 B vs C，B 胜出，然后 B vs A，A 最终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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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简单的多数票规则在面对三个或更多选项时，可能无法产生一个稳定、一致的社会偏好次序。这一发现后来被阿罗不可能定理进一步一般化，对政治学和福利经济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阿罗不可能定理
该定理探讨的核心问题：我们能否设计出一套完美的投票机制，将社会中每个人的个人偏好汇总成一个理性的、一致的集体偏好？
定理的前提条件：要让这个问题成立，我们需要设定一个基本的投票环境：
- 选项数量：社会面临的选择至少有3个（比如选项A、B、C）。如果只有两个选项，多数票规则通常是有效的。
- 个人理性：参与投票的每个人都是理性的，即他们每个人都能对自己对选项的喜好排出明确的先后顺序（例如 A优于B，B优于C）。
- 目标：需要寻找一种机制（算法或规则），输入所有人的个人排名，输出一个代表集体的整体排名。
四个看似合理的"公理"：阿罗提出了一个理想的投票机制应当同时满足的四个基本条件（公理）。这些条件听起来都非常合情合理，甚至可以说是民主制度的底线：
- 公理1：一致性原则（帕累托原则）
- 内容：如果所有人都认为选项 A 优于选项 B，那么在最终的集体结果中，A 必须击败 B。
- 意义：这是对民意的最基本尊重，集体决策不能违背所有人的共同意愿。
- 公理2：传递性原则（集体理性）
- 内容：如果集体认为 A 击败 B，且 B 击败 C，那么集体必须认为 A 击败 C。
- 意义：这意味着集体的决策必须是逻辑自洽的，不能出现像康多塞悖论那样"A赢B，B赢C，C赢A"的死循环。
- 公理3：独立于无关选项原则
- 内容：集体对任意两个选项（比如 A 和 B）的排序，只取决于大家对 A 和 B 的看法，而不应该取决于是否存在第三个选项 C，也不取决于大家对 C 的看法。
- 意义：这防止了"搅局者"现象。例如，在一场选举中，如果大家更喜欢候选人 A 胜过 B，那么无论是否有候选人 C 参选，或者 C 突然退选，都不应该改变"A 优于 B"这个相对结果。
- 公理4：非独裁原则
- 内容：不存在这样一个人（独裁者），无论其他人的偏好如何，最终的集体结果总是完全由这个人的偏好决定。
- 意义：这是民主的底线，决策必须反映群体的意见，而不是某个人的独断专行。
定理的结论（不可能的三角）：阿罗通过严格的数学证明得出了一个令人沮丧的结论：
- 结论：根本不存在一种基于简单多数（或任何其他排序规则）的投票机制，能够同时满足上述这四条公理。
- 含义：在设计社会决策规则时，我们要么必须接受逻辑上的不一致（放弃公理2，像康多塞悖论那样），要么必须容忍某种程度的不民主（放弃公理4，接受某种形式的独裁或强加规则），要么必须允许无关选项干扰结果（放弃公理3，许多现代投票制度的通病）。
- 启示：世界上没有完美的选举或投票制度。所有的社会选择机制，本质上都是在这些理想条件之间进行权衡和取舍。
中值投票人定理
在公共选择理论中，如果将复杂的政治选项简化为一个维度上的选择（比如预算是多一点还是少一点，政策是左一点还是右一点），那么多数票规则就会表现出一种强烈的趋中倾向。
定理的核心逻辑
- 前提条件 ：
- 单维度偏好：投票人是在一个连续的区间上进行选择（例如，税率从0%到100%）。
- 单峰偏好：每个投票人都有一个自己最喜欢的点（最偏好点）。离这个点越远，他的满意度就越低。他总是会投票支持那个离自己最偏好点最近的选项。
- 谁决定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多数票原则最终选出的结果，将是"中值投票人"最偏好的那个点。中值投票人是指那个恰好位于所有投票人偏好分布中间位置的人（即有一半人想要的比他多，有一半人想要的比他少）。
- 深刻含义：多数原则并不寻找所有人偏好的平均值或折衷方案。它并不关心两端的人偏好有多强烈。多数原则反映的仅仅是中值投票人的偏好。这意味着，在两党制的选举中，为了赢得选举，政党往往会向中间靠拢，以此争夺关键的中值选民。
案例分析：效率与民主的冲突
中值投票人定理揭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民主投票产生的结果，并不一定是经济上最高效的结果。有时候，多数人的暴政会导致社会整体福利的损失。具体算术例子：
- 项目背景 ：
- 一个公共项目面向 1 万人。
- 项目总成本为 100 万元。
- 筹资方式：假设通过税收平均分摊（这是公共项目的常见假设），那么每人需要支付的税款是 100元（100万 / 1万人）。
- 投票人的偏好分布 ：
- 群体 A（6000人）：认为项目价值 90 元。
- 群体 B（4000人）：认为项目价值 200 元。
- 社会视角的成本收益分析（看整体） ：
- 社会总收益 = (6000人 × 90元) + (4000人 × 200元) = 54万 + 80万 = 134万元。
- 社会总成本 = 100万元。
- 结论：总收益 (134万) 大于 总成本 (100万)。从经济效率的角度看，这个项目创造了34万的净价值，应该被批准。
- 投票视角的分析（看个体） ：
- 群体 A 的决策：每人收益 90 元，成本 100 元。净亏损 10 元。这 6000 人会投票"反对"。
- 群体 B 的决策：每人收益 200 元，成本 100 元。净收益 100 元。这 4000 人会投票"赞成"。
- 中值投票人位置：如果我们把这 1 万人按意愿排序，第 5000 和 5001 个人（中值位置）都属于群体 A。
- 结论：投票结果将是 6000 票反对对 4000 票赞成。项目被否决。
- 最终启示：虽然项目对社会整体有利，但由于受益者（群体B）虽然获益巨大但人数较少，而受损者（群体A）虽然损失微小但人数众多（掌握了中值投票人位置），导致多数票规则扼杀了一个有效率的项目。说明多数原则忽略了偏好的强度，只计算了偏好的人数。
贝叶斯说服
探讨的核心问题：在一个双方都完全理性的世界里，一方（发送者）是否可以通过改变信息的披露方式，来让另一方（接收者）做成对自己有利的事情？答案是肯定的，且空间很大。
基本模型设定：Kamenica 和 Gentzkow 在2011年的研究中建立了一个基于对称信息的模型框架：
- 角色分工 ：
- 发送者：拥有信息披露设计权的人。他希望接收者采取特定的行动。
- 接收者：拥有行动决策权的人。他希望采取最符合自身利益的行动。
- 信息结构：模型假设初始状态是信息对称的，即双方拥有共同的先验信念。
- 博弈流程：发送者选择一个"信号结构"（或叫实验）。这就好比发送者决定要做什么样的体检，或者进行什么样的产品测试。这个信号结构决定了真实状态与披露信息之间的概率关系。接收者观察到信号的结果。接收者利用贝叶斯法则更新自己的信念，形成后验信念。接收者根据后验信念，采取一个不可逆的行动。
- 结果：接收者的行动会同时影响发送者和接收者双方的福利。
核心机制（信念的操纵）：贝叶斯说服的关键不在于撒谎（模型假设信号一旦设计好，结果就是真实的），而在于"信息的筛选与打包"。
- 发送者的策略：发送者并不直接选择说什么，而是选择"如何说"。他通过设计信号的精度和相关性，来控制接收者能看到多少真相。
- 接收者的理性：接收者是完全理性的，他知道发送者想说服自己，因此他会严格按照贝叶斯公式来处理看到的信息。
- 说服的本质：发送者试图构造一种信息环境，使得接收者在看到信号后，其理性计算得出的最优行动，恰好也是发送者所希望看到的行动。
主要结论：
- 理性下的说服空间：即便发送者和接收者都是理性的，且双方利益并不完全一致，发送者依然拥有相当大的说服空间。他可以通过精心设计的信息披露策略，显著改变接收者的决策，从而获得比完全不披露信息或完全披露信息更高的收益。
- 应用场景 ：
- 司法审判：检察官（发送者）决定向法官（接收者）展示多少证据，以求在不发生冤案的前提下最大化定罪率。
- 游说：说客向政治家提供关于某项政策后果的研究报告，报告的设计旨在让政治家倾向于支持该政策。
- 广告与营销：企业决定让消费者体验产品的哪些部分，以便让消费者形成"这值得买"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