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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九课 长期经济增长](#第十九课 长期经济增长)
第十九课 长期经济增长
增长的奇迹与复利的力量
长期经济增长是宏观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命题。通过对历史数据的纵向对比和数学逻辑的分析可以发现，微小的年增长率差异在长时间跨度下会演变成巨大的生活水平差距。
全球长期经济增长的实证观察
通过观察世界主要国家在过去百余年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数据，可以总结出以下规律：
- 增长的普遍性与差异性：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人均产出都实现了数倍甚至数十倍的增长。例如，巴西从一九零零年到二零一四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十八点八倍；而英国在更长的时间跨度内仅增长了七点六倍。
- 年增长率的杠杆效应：虽然各国的年增长率看起来都在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三之间，差距似乎不大，但经过百年的累积，这种差异被极度放大。年增长率为百分之二点六一的巴西，其产出翻倍的倍数远超年增长率为百分之一点四二的英国。
- 中国的增长轨迹：中国在一九零零年到二零一四年间，年增长率达到百分之二点五三，使得人均产出增长了十七点三倍。这说明高增长率是实现赶超和提升生活水平的关键。
复利效应（增长的乘数力量）
复利被誉为奇迹，是因为它能让经济变量呈指数级增长。当每年的增长都建立在上一年的基数之上时，时间就成了最强大的武器。
- 数学算例的启示：如果年增长率仅为百分之一，一百年后总量只能变为原来的二点七倍左右。如果年增长率提升到百分之三，一百年后总量将变为原来的十九点二倍。如果年增长率达到百分之七，一百年后总量将惊人地增长八百六十七倍。
- 现实意义：各国不同的长期经济增长率，直接导致了当今全球范围内巨大的生活水平差异。对于落后国家而言，维持一个稍高水平的长期增长率，是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
变量加倍时间的估算法则
为了直观地理解增长速度，经济学家通常使用简便的估算工具来计算一个变量翻倍所需的时间。
- 七十法则：最常用的估算法。当增长率较低（例如在百分之二到百分之五之间）时，用七十除以年增长率的数值，即可得到变量翻倍所需的近似年数。例如，增长率为百分之二，翻倍大约需要三十五年。
- 七十二法则：在增长率较高（例如在百分之八到百分之十之间）时，使用七十二进行计算往往比七十更加准确。
- 核心逻辑：揭示了增长率与时间之间的倒数关系，强调了即便增长率提高一个百分点，也能显著缩短实现产出翻倍所需的时间。
增长的动态性与社会发展阶段
经济增长并非一个匀速不变的过程，它与社会所处的发展阶段紧密相关。
- 阶段性波动：经济增长率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波动较大。处于工业化快速上升期的国家，往往能获得较高的增长率；而进入成熟期后的经济体，增长率通常会趋于平缓。
- 生活水平的决定因素：最终决定一个国家民众生活质量的，不是一两年的短期爆发，而是能否在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里，保持一个稳定且持续的增长率。
生产率：增长的直接动力
一个国家生活水平的提高，归根结底取决于其生产率，即一个劳动者在单位时间内生产产品和服务的能力。本模块将通过定性因素和定量模型两个维度，深入剖析生产率的决定因素。
生产率的决定因素
生产率的高低由多种生产要素共同决定，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 人均物资资本：用于生产产品和服务的工具、设备、厂房等基础设施。当劳动者拥有更多的物资资本时，其生产效率会显著提高。
- 人均人力资本：劳动者通过教育、培训和经验积累所获得的知识与技能。
- 人均自然资源：由自然界提供的生产投入，如土地、水源、矿藏等。虽然自然资源对生产率有贡献，但现代经济证明，资源贫乏的国家也可以通过其他要素的积累实现高生产率。
- 科学技术知识：社会对于生产产品和服务的最佳方式的理解。这包括各类专利、技术秘密以及关于生产组织的思想。
- 社会制度：指保护产权、维护公平竞争、行政高效等制度安排。良好的制度能够降低交易成本，激发个体的生产积极性。
关于科学技术知识与人力资本的区别：科学技术知识是指社会对世界如何运行的理解，可以类比为教科书的内容；而人力资本则是指将这些知识传递给劳动力的资源消耗，可以类比为劳动者学习这些教科书所投入的时间和努力。
生产函数模型
经济学家使用生产函数来描述投入与产出之间的数学关系。基本的生产函数公式如下：
Y = A F ( L , K , H , N ) Y = AF(L,K,H,N) Y=AF(L,K,H,N)
在该公式中，各个符号代表的经济含义为：
Y：总产量。A：现有的生产技术水平。L：劳动量。K：物资资本量。H：人力资本量。N：自然资源量。
技术水平 A 是一个乘数。这意味着随着技术的进步，同样的投入可以创造出更多的产出。
规模回报不变与生产率公式的推导
在宏观经济分析中，通常假设生产函数满足规模回报不变的性质。这意味着如果将所有的投入量增加相同的倍数，总产量也会增加相同的倍数。可以利用这一性质来推导生产率的决定公式。假设将所有投入增加的倍数设定为 1 / L，代入公式可得：
Y / L = A F ( 1 , K / L , H / L , N / L ) Y / L = A F ( 1 , K / L , H / L , N / L ) Y/L=AF(1,K/L,H/L,N/L)Y/L=AF(1,K/L,H/L,N/L) Y/L=AF(1,K/L,H/L,N/L)Y/L=AF(1,K/L,H/L,N/L)
在这个推导结果中：
Y/L代表生产率，即单位时间内的人均产出。K/L代表人均物资资本。H/L代表人均人力资本。N/L代表人均自然资源。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
一个国家的生产率水平，本质上取决于其技术水平，以及每一个劳动者平均拥有的物资资本、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源。
影响经济增长的公共政策
既然生产率取决于物资资本、人力资本、自然资源和技术知识，那么政府就可以通过各种公共政策来影响这些变量，从而提高一国的长期生活水平。
储蓄、投资与外国资本
资本积累是增长的基础，其来源包括国内储蓄和利用外资。
- 储蓄与投资：将较多的国内生产总值用于储蓄而非消费，可以使资本存量增加。由于存在资本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随着资本量的增加，额外一单位资本产生的产出增量会下降。因此，通过提高储蓄率来促进增长的效果在长期内是有极限的。
- 外国投资：包括外国直接投资和有价证券投资。这不仅提高了本国的人均物资资本，从而提高生产率和工资，更重要的是，外国投资往往会带来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思想。对于缺乏原始资本积累的发展中国家，这是实现赶超的重要手段。
人力资本投资（教育与健康）
提高人的素质是提升生产率的根本。
- 教育：增加教育年限虽然在短期内可能减少劳动人口数量（因为学生不在劳动力市场中），但在长期能显著增加人均人力资本。教育具有显著的正外部性，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可能会产生提高他人生产率的新思想。此外，人才的国际流动会显著影响一国人力资源的配置。
- 健康：良好的营养状况和医疗条件能增加有效的劳动力供应。研究表明，人群的身体素质（如身高）与生产率之间存在正相关性。健康和教育一样，都是对人的长期投资。
制度保障（产权、法治与稳定）
制度是经济运行的底层操作系统。
- 产权与公正：清晰的产权保护、公正的司法体系以及高效的行政能力，是市场机制运行的前提。
- 预期与稳定：政治稳定有利于企业形成稳定的长期预期。如果产权得不到保障或政局动荡，人们就不会愿意进行长期的资本和技术投资。
开放与创新（国际贸易与研发）
技术进步是长期增长的终极驱动力。
- 国际贸易：通过出口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并进口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一国可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这在效果上相当于提高了一国的生产技术。
- 研究与开发：科学和技术成果具有显著的正外部性。由于创新者往往无法获得其发明带来的全部社会收益，政府通过资助研发或保护知识产权，相当于提供了公共产品，能有效弥补市场动力的不足。
人口增长与老龄化挑战
人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复杂性。
- 稀释效应与进步效应：人口快速增长虽然会稀释人均自然资源和人均资本，但更多的人口也意味着产生天才和发明家的概率更高，从而可能促进技术进步。
- 老龄化陷阱：人口老龄化通常不利于经济增长。国际上将六十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百分之十，或六十五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到百分之七，定义为老龄化社会。
- 中度老龄化标准：若上述比例分别超过百分之二十或百分之十四，则进入中度老龄化阶段。老龄化会导致劳动力短缺和养老负担加重，进而制约长期的增长潜能。
深度解读中国奇迹的逻辑与历程
中国在过去四十多年间实现的快速经济增长被国际社会誉为增长奇迹。理解这一现象，不仅需要关注生产要素的积累，更要深入剖析中国独特的制度安排、政府作用以及改革开放的演进逻辑。
中国经济增长的多维解释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 人口红利：庞大的劳动适龄人口提供了充足且成本相对较低的劳动力资源，支撑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
- 市场改革：通过制度创新逐步释放微观主体的活力，实现了从计划向市场的平稳过渡。
- 对外开放：积极融入全球分工体系，通过出口贸易和吸引外资获得了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
- 官员激励：通过独特的考核机制，将地方官员的政治晋升与当地经济发展挂钩，激发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
- 政府作用：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产业政策引导及宏观调控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官员激励与政治锦标赛体制
地方政府在经济增长中扮演了类似企业的角色。根据学术界的研究，中国存在一种政治锦标赛体制：
- 考核机制：上级政府主要依据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等经济指标来考核和提拔下级官员。
- 动力来源：为了获得政治上的升迁，下级官员具有强烈的动力去推动当地经济发展。
- 竞争效应：在激烈的竞争机制下，地方官员致力于招商引资、改善投资环境并提供地方性公共产品，这种地区间的竞争客观上促进了全国经济的整体增长。
政府作用与产业政策逻辑
政府在不同历史时期对经济的干预方式及其效果存在显著差异：
- 计划经济时期的反思：早期的一五计划取得过成功，但随后统供统销等高度集中的体制导致弊端丛生，资源配置效率低下。
- 比较优势理论的应用 ：林毅夫教授认为，产业政策的成功与否取决于是否符合比较优势。
- 赶超战略与进口替代：在关税保护下违背比较优势发展幼稚产业，往往会导致企业缺乏自生能力，效率低下。
- 顺势而为：政府应当引导企业发展符合自身比较优势的产业，并在基础设施和制度环境上提供支撑。
经济体制改革的演进历程
中国的改革是一个循序渐进、不断深化的过程，体现在历次重要的中央会议决策中：
- 探索起步阶段：一九七八年确定了改革开放决策，在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九八四年提出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推动改革从农村走向城市。一九八八年尝试进行价格和工资改革，逐步放开管制。
- 框架构建阶段：一九九三年制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明确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并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一九九八年进一步深化农村双层经营体制。
- 完善与深化阶段：二零零三年提出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和产权制度改革。二零零八年强调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二零一三年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
- 全面现代化阶段：二零一八年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二零二四年进一步部署全面深化改革，旨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对外开放的历史阶段
对外开放是中国增长奇迹的重要引擎，经历了四个主要跨越：
- 沿海开放时期：一九七八至一九九一年，从设立深圳等经济特区开始，逐步形成沿海开放地带，重点发展劳动密集型加工贸易。
- 全方位开放形成时期：一九九二至二零零零年，以浦东开发为标志，全方位开放格局基本形成，贸易结构不断优化。
- 世界贸易组织成员时期：二零零一至二零一三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进入对外贸易增长最快的时期，综合国力大幅提升。
- 新时代开放时期：二零一三年至今，通过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及举办进口博览会，实现更高水平的双向开放。
经济增长的老龄化挑战
人口结构是决定长期经济增长潜能的关键变量。当前，中国正面临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及劳动人口高龄化的双重挑战，这将对未来的生产率提升和资本积累产生深远影响。
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
根据相关部门截至二零二四年底的最新数据，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已进入新阶段：
- 规模与比例：六十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已达到三点一亿，占总人口的比重上升至百分之二十二；六十五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达到二点二亿，占总人口的比重为百分之十五点六。
- 阶段判定：对照国际通行标准，中国已经跨过了百分之二十和百分之十四的门槛，正式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从二零一五年到二零二四年的趋势图可见，老年人口比重呈现出明显的逐年稳步上升态势。
老龄化程度的地区差异
受人口流动、生育水平及经济发展程度影响，老龄化在地域分布上表现出显著的不均衡性：
- 严重地区：东北地区和部分发达直辖市的老龄化问题最为突出。辽宁省六十五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已超过百分之二十一，位居全国首位；上海、重庆、黑龙江及吉林紧随其后，占比均接近或超过百分之十九。
- 相对年轻地区：西藏、新疆、宁夏等西部省份的人口结构相对年轻，其中西藏六十五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仅为百分之六点零九，尚未达到老龄化社会的标准。
- 影响：这种地区差异意味着不同区域在养老负担、劳动力供给及经济增长动力方面将面临截然不同的挑战，可能进一步拉大区域间的经济差距。
人口结构的长期发展趋势
从更长的时间跨度（一九九零年至二一百零零年）来看，中国的人口老龄化过程具有不可逆性：
- 峰值预测：六十五岁及以上人口的数量预计将在二十一世纪中叶达到顶峰，随后虽总量有所下降，但占总人口的比重将持续攀升。
- 长期稳态：预测显示，到本世纪末，六十五岁及以上人口的占比可能稳定在百分之四十至百分之五十的高位。这意味着未来的社会资源配置、社会保障体系及经济增长模式必须适应一种高抚养比的常态。
劳动人口高龄化对生产率的潜在影响
老龄化不仅体现为老年人变多，更体现为在职劳动者平均年龄的上升：
- 平均年龄增长：数据显示，中国劳动力的平均年龄从一九八五年的三十二岁左右，持续攀升至二零一九年的三十九岁左右。无论是城镇还是农村劳动力，均表现出明显的高龄化倾向。
- 对增长的挑战 ：
- 人力资本更新变慢：随着劳动人口平均年龄接近四十岁，劳动力整体对新技术、新思想的接受和学习速度可能放缓，影响人均人力资本的持续优化。
- 储蓄与投资减弱：高抚养比意味着社会需要将更多产出用于养老和医疗等消费性支出，而非用于生产性投资。
- 技术创新受阻：根据前述理论，人口结构的僵化可能抑制技术进步这一增长核心引擎的活力。